投资未来

当我们坐下来谈论基金会的发展历程时，John Simon表示，“一开始，更多的是为了向那些让通力变大、变得有益社会的国家表示‘感谢’。”Simon是KCF理事会的一名成员。 Tiina Herlin和Riikka Ihamuotila也是，他们也参加了会谈。自成立以来，该团队一直在规划和设计KCF在世界不同地方的活动。

2011年，他们开展了第一个项目，建立了一家专门为中国各城市的打工子弟设计的流动图书馆。下一站是印度，在那里，该团队与马德拉斯（Madras）Rotary俱乐部合作，向Rotary Nagar青年活动中心提供支持，该活动中心位于印度南部城市钦奈的一个市中心贫民窟。然后，他们从印度出发前往南非和墨西哥，寻找需要帮助的年轻人。

虽然各个国家的问题不尽相同，但KCF在目标群体方面有着明确的侧重点。“我们只在有明确需求的国家开展有益于儿童和青少年的活动。我们正是在这种方式的引导下，向寻求帮助的任何人提供指导。”Simon表示。

但在每个国家敲定一项行动的过程并不简单。“我们不会提前决定任何事情。”Herlin表示。“我们会花很长时间了解这个国家需要什么帮助，并确定项目的性质。”她指出。

Ihamuotila点头表示同意，并补充道，“在前往任何国家之前，我们会进行大量背景调查工作。以墨西哥为例，我们试图找到最急需解决的问题，就街头流浪儿童、女童在社会中的地位等话题展开了讨论，并进行了大量事实调查。”

背景调查始终是第一步。接下来的步骤是与当地的通力员工和该城市/国家的潜在合作伙伴进行多次讨论。当KCF团队第一次访问一个国家时，他们会在一个星期内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和潜在合作伙伴举行10到15次会议，然后敲定合适的合作伙伴。Herlin认为，这是一种缓慢而有效的方式，可帮助他们确定哪个项目最终可以“自行维持”下去。

“我们希望找到那种魔法时刻，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的额外推动下，一些事情就会发生或可能发生。”Simon表示。他以墨西哥为例来解释。“墨西哥城的当地人组建了一个集体组织来做一些事情，但没有资金来源。现在到了需要采取下一步措施的时候，他们必须把该组织正在做的事情正规化，同时还需要获得一些资金来源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正处于我们可以提供帮助的时刻，让他们进入到更高的层面，帮助到更多的人。”

结果如何？KCF和当地一个非政府组织（设在墨西哥城郊外一个犯罪率和失业率都很高的社区）合作，正在帮助Xico Arte（由一群对艺术感兴趣的当地年轻人建立的组织）变为一个非政府组织，与Xico博物馆进行密切合作。

KCF在南非也谱写了类似的故事。在众多合作伙伴的帮助下，KCF在南非展开的行动是，在约翰内斯堡一个有帮派犯罪历史和毒品问题的社区，帮助建立了具有创新性的韦斯特伯里青年活动中心（WTC），并为其从芬兰外交部那里争取到了启动资金。该中心现在将非营利机构和技能培养计划全部整合到一个平台，创建了一站式服务点，年轻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各种服务和学习机会。

当项目投入实施后，KCF的工作并不会马上结束。KCF会继续远程监控所有项目的发展情况。“我们争取每年至少回访每个项目一次。”Ihamuotila告诉我们。

她表示，距离并不是唯一的问题。文化差异也构成了挑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地的通力员工和合作伙伴会介入其中。他们会帮助KCF团队化解文化的复杂性，克服语言障碍。

“这种三方合作方法的动力学原理就像一只三条腿的凳子，如果其中一条腿摇晃，整个凳子就会倒下。有时，摇晃的那条腿是通力，有时是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，要取得平衡，需要投入大量管理。“Simon指出。好的一面是，该团队学会了坚持不懈和保持耐心，并且总能看到更光明的一面。

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，KCF与持有不同理念和价值观的伙伴合作，并且成功发挥了作用。这个成立六年的组织的旅程才刚刚开始。